您现在的位置: 金沙3983cc登录> 校园生活 >从升学、就业看实施素质教育的新问题
从升学、就业看实施素质教育的新问题
金沙3983cc登录

摘 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应当包括大学教育在内。中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和大学阶段的专业教育在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人的问题上各有其特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拷问了大学素质教育。强调以培育大学生的“学业成功、就业成功、创业成功、事业成功”的素质为目标的“成功素质教育”模式是大学推行素质教育的理念创新与有益的实践。

关键词:高等教育  素质教育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关于优先发展教育一章中开篇第一句话。怎样理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最近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的34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主要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这应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当然“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有两个含义:一是以什么人为培养对象;二是将培养对象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里的总目标主要把教育对象培养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从教育活动的总体上来说的。接着而来的问题就是对于不同的培养对象及其培养目标,要采取不同的培养方式方法和抓住各自在培养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实现总体目标,这就是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普通的国民教育简化为两大学段,那就是中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和大学阶段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以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为目标的,所以它是专业教育。无论作为国民教育总体构成的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有一个“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所以都应该实施素质教育。从“十一·五”规划的文字表述而言,似乎没有明确地提到高校也要推行素质教育,但是在该章的第三节就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为题作出了表述,而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说到底还是大学生的素质问题。

 “素质教育”一词,颇具中国特色,它的提出既具有中国历史文化深沉的影响,更有当时的现实需要。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基础教育已受到“应试教育倾向”的严重困扰,素质教育作为对策而提出来并以此作为“科教兴国”大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见诸中央政策性文件。然而作为教育政策,当时主要针对的是中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而言的。时任中央领导的李岚清同志在19964月的一次访谈中说到:“素质教育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这一表述在实际上似乎就把素质教育定位于中小学阶段。因为作为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当时高等教育主要质量问题并不在于应试教育的困扰而在于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是当时高教中的突出问题。当然应试教育也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弊端,但两者性质是不同的,应试教育的性质是“教学为了应试”,是教育手段对目的的异化。而理论脱离实际问题的性质是“教学为了应用”,是教育目的的实现程度问题,“应试”与“应用”两词一字之差,但性质迥异,但这是形成人们对素质教育含义理解差别的历史原因。今天我们在学习了胡锦涛同志讲话“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工作的主题的精神之后,就更明白了在大学阶段也应当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是高等教育或者专业教育工作的当然主题。

首先,由于中小学的教育属于基础教育,大学(含高职及中专)教育属于专业教育。它们的培养什么人的目标和怎么培养的方式方法均有不同。从而它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发生的主要问题和倾向也不同,当然应当采取的对策也应有所不同,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可以从教育部周济部长最近对报界的谈话中得以表明。他说:“应试教育倾向还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从整体说依然步履维艰,任重道远。”周济还指出了实施素质教育需要解决四大难题,一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这里主要是指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一些制约素质教育推行的体制性障碍问题;二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体制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这里主要是指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政策体制;三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的力度需进一步加强;四是是广大校长、教师推进素质教育的思想和能力还要进一步加强。周济谈话中所列举的问题大都针对中小学而言。因而可以认为现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困扰还是应试教育倾向问题。周济所论及推进素质教育需要解决的四大难题对于基础教育阶段来说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所以说“步履维艰,任重道远”甚为恰当。然而这四大难题对于作为专业教育的大学阶段而言其难度是不相同的,有的甚至还是一定的“机遇”。所以周济对推行素质教育的谈话虽针对中小学阶段而说,对大学阶段仍有很大启发意义。

“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大学素质教育目的所在。现在大学阶段推行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突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侧重于专业素质教育而忽视非专业素质教育,特别表现在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方面;其二,即使在专业素质教育方面侧重于理论而忽视实践,如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素质有明显缺陷。以上问题已成为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如2004年武汉大学对其大学毕业生质量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调查表明社会各界对武汉大学毕业生专业素质尤其是专业知识和专业理论很少有不好的反映,而认为其中很多毕业生的敬业精神、合作精神、文明修养、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计算机使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学术视野、外语水平、身体素质是“相对不足”,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写作能力、心理素质、自知之明是“绝对不足”。这些不足也就是胡锦涛同志讲话中要求要“激发”和“提高”学生素质的内容,相对专业素质而言我们可称之为“非专业素质”。可见大学阶段作为素质教育的问题虽然有“老”的质量问题即“理论联系实际”不够,更有“新”的明显的缺陷——非专业素质明显不足的困扰。说到底教育的质量问题就是两个教育阶段相比较后突显出来的各自在实现素质教育中所存在的最现实的共性问题。

其次,两个教育阶段教育活动各有其特殊的性质(指“教育目标”),中小学阶段是基础教育,其现实性的目标是“升学”,而大学教育是“专业教育”,其现实性的目标是“就业”,从而决定这两者的“出口导向”是不同的。只要基础教育的“出口”主要是升学,在升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又严重供给不足时,升学机制必然就是“分数择优”。而“分数”唯一可作客观量化考核的既不是学生的“品行”素质,更不是“能力”素质,而只可能是“知识”,尤其是反映“书本知识”的“考分”。社会公众即使在理性上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在情感上仍然会支持应试教育。因此,当基础教育的出口导向以“升学”为主导,而升学所需要的优质教育资源又十分不足时,要从整体上改变应试教育倾向则“步履艰难,任重道远”是必然的。

高等教育的出口导向是“就业”,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正在完善之中。就业的主要机制是通过在人才市场上的“择优竞争”。这个“优”的标准现在已经不一定是“文凭含金量”的多少(“文凭含金量”的实质还是“考分的高低”的间接表现)。用人单位更重视的是人才的“性价比”,即人才的“有用性”,也就是大学毕业生的素质。这个素质不仅是指知识素质(尤其不是只指书本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应聘者的能力素质和品格素质。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首先是“应聘能力”的竞争,应聘的方式也可能需要“书面应试”,但这种“书面应试”与“高考应试”在内容上大不一样。“高考应试”主要是对“书本知识”的测试,是“标准化的评价”。而“应聘应试”主要是对“工作能力”的测试和“个性化的评价”。

两个不同阶段的教育,出口导向不同带来择优竞争的性质不同。应试竞争中的优胜者既可能是“高分高能”,也可能是“高分低能”,因为这种竞争主要是知识素质尤其是书本知识和“猜题、押题、解题”的“应试能力”素质的竞争而不是综合素质的竞争,优胜者虽可获得了一个优质教育资源的现实机会,然而这个机会只是为将来获得优质工作岗位创造条件,并不等于就有了优质工作岗位。计划经济下也许可能就是这样,但市场经济就不一定了。因为以后还要有“应聘竞争”。而应聘竞争中的优胜者,他获得的虽不是最佳的但可以是满意的就业机会,有了这个机会也并不一定会成功。但事业成功通常要以就业成功为条件。就业成功者大都有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因为应聘竞争是一件综合素质的竞争,它不仅包括知识,还有能力、品格、方法和观念各个方面的素质在内的竞争,只有应聘竞争成功者才能获得事业成功的入门资格,因此我们可以把能成功地通过应聘竞争的优胜者的综合素质称之谓“成功素质”。

综上所述,大学教育是专业教育,其出口导向是就业,就业竞争是毕业生综合素质的应聘竞争,竞争的成功者就要有综合的成功素质,这是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也就是说为高等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在基础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四大难题”的第一难题,在这里恰巧可能转化成“机会”。

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很突出,这一问题就拷问了大学的素质教育。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成因有四:一是供需总量“失衡”,供大于求;二是专业“结构失调”,部分专业人才超过实际需要,形成“过剩”;三是人才素质“失当”,理论知识型人才普遍,实际动手型人才紧缺;四是求职就业认识“失误”。求职者预期太高,不能正视现实。首先从“第一成因”来看。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大学毕业生还处于“包分配”状况,总量上求大于供,大学毕业的就业问题是“短缺经济”,所以也无所谓“质量问题”。既无所谓应试教育问题,也更说不上素质教育问题,最多只是“理论脱离实际的质量问题”而已。但经多年“扩招”以来,不仅总量上供大于求。大学生素质问题也凸显出来了。扩招的负面作用之一就是质量下降了。如果大学生毕业就业难问题普遍的话,其直接后果是“应聘竞争”更为激烈,劳动力价格下降,甚至出现“零工资就业”和“大学毕业工资不如农民工”。其结果就是用人单位更以“性价比”作为用人的主要依据,更重视“适用人才”和“三得(用得上、养得起、留得住)人才”,因而就可能淡化“高学历”和“名牌”效应。用人讲求“有用、适用、实用”是人力资源配置的回归理性诉求。这必然会推动大学办学主体的办学理念、教育模式、评价机制的转变,更重视大学素质教育的实践。这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各大学认识到必须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第二,必须从理论上承认大学也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转向,如何在实践上实施素质教育,还要讲求实施什么样的素质教育,以确保自己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成功(就业成功);第三,必须推动对各大学办学效果评价机制的转变,由过去的多项指标体系的行政性评价逐步向以毕业生的就业率及薪酬水平为主要的市场性评价体系的转变。同时,“第一成因”还将推动社会公众尤其是求学主体的升学观念的转变从而构成为大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外部压力”。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及其工资水平的下跌,必然拷问家长及学生本人不能不考虑教育作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作出理性选择,诸如有无必要一定要上大学或上什么层次、什么专业的大学,并以什么样的成本(含机会成本)来上大学。求学主体对教育投资的理性选择,既有可能缓解“高考”,“升本”的压力,也有可能推动专业和层次结构的选择和调整。

由于以上几个“转变”,也为各类性质不同(公办、民办)和不同层次的大学办学主体提供了平等的竞争机会。例如“三本”和高职高专的毕业生,也许其专业素质相对低,但其薪酬、待遇“要价更低”、“自知之明”又较强,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就是很“值得”的“适用人才”。从而在人才市场上的应聘竞争中容易成功。带来机会的同时也有挑战,公办院校要防止自己为重点院校对其“边缘化”。而民办院校的“高价”学费还能维持多久?因此,由于总量失衡引起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其主要后果会向有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行和应试教育被淡化的方面倾斜。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提出了在高等教育阶段实施什么样的素质教育问题。由于大学教育是以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为目标,市场机制推动素质教育是否就意味着主要以提高大学生的“专业素质”水平就可以了呢?不是的。大学应当推行什么样的素质教育,有一种适用于大学阶段素质教育新的理念——“成功素质教育”论(见赵作斌:成功素质教育——大学教育理念与模式的新突破。《中国教育报》2004.9.2)提出了一种有益的见解。这一见解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这一市场机制结果要求大学素质教育应当符合“社会、时代、市场”三个方面的需要。这就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至于“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应从大学教育现实中的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重视培养大学生“就业成功”的竞争力素质,以解决大学毕业生个体的就业难问题。所谓“就业成功”应包含两个过程:第一关是“应聘成功”;第二关是“试用适应”。这两关过了,才算就业成功。而过这两关所最必要的素质虽以专业素质为基础,而非专业素质则为成败关键之所在。例如某制药公司需用制药研究人员,起码条件是受过医学专业教育的人才才能去应聘。然而两个同校同班专业知识水平又相同的两同学去应聘竞争,结果其中一人为该公司所录用,录用的原因肯定是一方非专业素质强于另一方(如表达能力或对用人方提问的应对能力等等)。而被录用后在试用期间,关键在于能否对该工作岗位(含技术要求及人际关系)的适应。该同学如能虚心好学并善于与同仁沟通和交流,即使药学知识有些差距,也会很快就能通过自学、求教得到补充,这样就会适应岗位要求而被“转正”。这就是“就业成功”。“就业成功”表明对大学毕业生素质的要求就是以专业素质为基础,非专业素质为关键的“两者相结合”的素质。

其次,现在大学教育要改进素质教育的方法,重视培养学生“创业成功”的素质。现在高校并非不重视素质教育,然而由于现在大学的教师以及学生几乎都来源于“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有“途径依赖”的思维,于是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素质非常不足。这样即使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成功以后,仍难以对其工作有所创新,更难以创业。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精神特征,而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又具有互相推动关系,这两者的结合才促使人们有效的创业以达到“创业成功”。从大学教育而言,重视教育的实验、实训、实践的环节是改变大学教育中造成学生素质中十几项“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的重要途径。

再次,现代大学的素质教育应当提高学生素质结构的层次,以便学生能为其准备好今后人生走上“事业成功”的必要素质。我们一般地强调学生的“德智体美”素质的“全面发展”,只是相对于以培养学生健康的“成长”和“成人”的基础教育目标以及“做人”的基本素质而言。而高等教育的目标是“高层次专门人才”,“高层次”就意味着“高素质”。这里的“高”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要把素质分成专业素质与非专业素质,共需素质和特需素质。不同的专门人才可能某种特需的素质即专业素质的不同,然而不论其专业素质如何不同均需要有其共同的亦即非专业的素质来支持,如理想、信念、观念、精神等等属于“德育”范畴的素质以及知识、能力、方法等等属于“智育”范畴的素质。对素质的细化和深化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科技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历史背景要求;同时“高”素质还有“高成功率”素质的含义在内。高成功率不仅仅取决于其专业知识、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水平的高低,而且由于其作为事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还在于非专业素质的高低,这样培育出来的大学生才可能真正属于高层次的“成才”和“成功”。

由此可见,以上这种大学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可以称之谓“成功素质教育论”。大学阶段的学生受到了成功素质的培养,不仅走出校门容易就业成功,以后又便于“创业成功”,最终可以达到符合社会、时代和市场需要的“事业成功”。所以可以认为“成功素质教育”是大学推行素质教育中很有价值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是贯彻胡锦涛同志“怎样培养人”的指示的有益实践。

 

版权所有:金沙3983cc登录 冀ICP备15011311号-1